为避开清明的出行高峰，上周三，我提前去给父亲扫了墓。
距离父亲的葬礼，已经过去了整整四个月，我甚至不大记得清楚葬礼的过程，总之模模糊糊的过去了。那天我没有哭，所有人都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你表现的很棒、你真勇敢……”但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勇敢。我只是仿佛灵魂出了窍，正在旁观一部不真实的电影。
这篇文章我断断续续写了几个月，每次行文都被无法抑制的啜泣所中断。今日，终于成文，抛来与大家分享——关于死亡的思考。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甚至是生命中最重要的。
“痛苦和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抛弃它们就是抛弃生命本身。”——哈夫洛克·埃利斯
（一）
我们的文化惯性中，临终者总是被简单的安慰：“安心养病，很快会好起来，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回家了”；遗属们总是被粗糙的鼓励：“节哀顺变，保重自己，忘掉过去，迎接明天。”这恐怕是源于我们回避或者疏于谈论这个话题，也难于思考这可怕的事情——死亡。
我们会死——是的，这是生命中唯一真正确定的事情！
尽管我们头脑中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把它变成了被保守得最好的秘密。但是，我们不得不在对生命满怀希望和不被死亡预期击倒之间寻找微妙的平衡，也不得不想办法接受死亡即将来临的事实。
同时，死亡是一个巨大的揭示者——它迫使暗藏的终极和潜伏的秘密走向公开，它让我们意识到身边亲近的人对我们有多么重要。
我与很多同龄人一样，成长过程里父亲是一个缺席的角色。我曾一度希望能在球场边上见到他；一度希望他在参加完家长会后与我谈心；一度希望他能够像他向同事们炫耀的那样，认真读读我的每一篇文章。
而这些希望都通通变成了奢求。当电视画面定格在一对父子在球场上嬉闹的场景时，我嚎啕大哭。之后，我甚至会害怕他的“出席”；然后我凭借着青春期的聚光灯，玩了命的折腾、叛逆，对于他的训斥或谈话，我都会观点鲜明地站在了他的对立面，直到我最终厌倦了争吵，而用冷漠的沉默取代了之前剑拔弩张的对峙。
直到年他生病住院，医院陪他，而这种“亲密”一度让我有些不知所措。他依旧故作镇定地和同房的病友们谈笑风生，可我能从他对我说话时柔和的语气声中感到他的疲惫与困顿。
父亲的脸似乎比平时慈祥许多，我看着他笑，他看着我，也笑。
（二）
然而几次住院治疗都没有减缓父亲的症状，他的步态越来越不稳、说话也开始含糊不清，在一次目睹他小便失禁之后，我躲在被子里哭了许久。
我带着他几乎走遍医院、医院、中医院。直到年10月，被最终确诊为“MSA——多系统萎缩”，这是一种病因不明，累及大脑、小脑和自主神经系统等多部位的神经元变性疾病。
我们都希望在面对逆境时能够有所作为，然而这是一种无法治愈的退行性疾病，情况无法改善，甚至在临床护理上，也没有明确的方法可以延缓病情进展。
我知道，父亲在慢慢死去……对此，身边的人都感受到一种绝望的无力感。我知道事情只会越来越糟；知道他会逐渐失去四肢、颈和身体其他部位的行动能力；他将再也不能说话或以其它任何方式沟通；所有人心里都明白他最终会因无法呼吸而死亡。而整个过程中，他的意识和智力都不会受到太大的损害。
最难受的是不确定性，不知道他何时会因体位性低血压而突然跌倒，何时会因吞咽功能的衰弱而噎到，何时会因睡眠呼吸障碍而窒息，最关键的是，不知道死神何时会到来。我和母亲轮流上阵，像对待新生儿一般照顾父亲的吃喝拉撒睡全部细节。直到现在，我还会因为一点声响就从睡梦中惊醒，第一反应是父亲的睡眠呼吸机是否有恙。
随着精力耗尽，不可避免的充满罪恶感的念头出现了：“我不确定我还能坚持多久”。俗话讲“久病床前无孝子”。任何一个被多年护理工作磨光了耐心的人，都可能在两个痛苦的想法之间徘徊：“我再也做不下去了，我希望它结束”和“我害怕他死”。
这两种想法都是真实和有力的。但当两者相互竞争时，心疼、悲伤、内疚、恐惧糅杂在一起，感觉自己被扔进一口沸腾的大锅，整个人都快要疯掉。
但那时，我并没有真正的正视过死亡本身，我父亲也没有。
（三）
大多数人都会回避思考与谈论死亡，甚至一辈子都在否认它，他们需要心理防御机制严格就位。尽管他们意识到死亡带给他们的是无法克服的恐惧，所以否认便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不谈论死亡的人，通过建立秩序和控制来与其对抗、战斗，而在那个时刻来临时会愈加痛苦。他们不仅会因为输掉了这场必须要赢却注定会输的战役而痛苦，而且会对死亡产生更大的恐惧。
卧床的大部分时间，父亲很怕朋友和以前的同事们来探望，有限的白癜风专科诊疗医院白癜风专科诊疗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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