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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省人”的文学命运[1]
——重回《二月杏》创作前后兼及八十年代初的文学氛围
谢尚发
（原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年第8期）
内容提要：梳理相关资料可以看出，贾平凹既没有典型的知青经历与伤痛，也对地质勘探生活不甚了解，却在年发表了以此二者为题材的《二月杏》。这与他年年初到北京领奖所经历的伤痕文学刺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但这部作品发表后不久就遭到了批判，欠缺生活经验、消极灰色的思想调子、反映现实的不准确等成了批判的点。这彰显了年代初文学局势的多变、文学中心与地方的信息落差等诸多文学史的观察点。
关键词：《二月杏》八十年代文学氛围外省人
“文学与时代”是文学研究中较为普遍的话题。“时代”又往往被具体化为文学制度、文学批评、评奖、稿酬、文学消费等，尤其从“文学的规训与惩罚”这一点上来说，容易造成一种趋势、潮流和氛围，无形中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对作家的创作带来各种各样的刺激、牵引等，往往凸显为型塑文学的重要力量。但一俟落实到具体的作家身上，则千人千面，时代的变革与境况也千差万别，人与时代之间、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等都成为可资梳理的线索，从中窥见作家创作与时代氛围之间的调配、磨合与守衡。虽然这一“时代氛围”[2]始终以外在要素的面貌出现，但它从外在所施加的作用力，往往能于作家的内在心理引起较大波澜，推动着他们前行，才会有作家创作的“分期”，以及文学史的“历史时期”的形成。尤其是一个作家、刊物、机构等处于初创期的时候，这种机制的作用就更加明显。“文学的时代氛围”在雕琢、促成文学行动者定型的过程中，力量的大小与作家、刊物和机构等的发展历史是成反比例关系的。这在贾平凹的创作中，尤其是80年代早期的文学生涯中，表现极为明显。围绕在《二月杏》写作前后所纠缠着的各种“文学的时代氛围”及其构成要素，以潜移默化或暴风骤雨等各种形式，影响着贾平凹的创作抉择。因此，通过勘察围绕着作家的创作、发表和阅读等时代的力量，从而透析其对文学的影响，不失为解读作家转型、创作风格转变、文学史丰富侧面等的有效途径之一。
一、家乡来了地质队
年的某一天，贾平凹接到一个吉林人民出版社编辑的电话，约请他写一部关于“知青”的作品，作为他们丛书的一部分。这一约请，让曾有过“知青”经历的贾平凹感慨万千，他在后来所写的这部作品中，带着浓重的感情叙述道：“说来真是奇怪，距离了知青生活二十五年，二十五年里每每作想了五年的岁月莫不是咬牙切齿地诅咒，而现在却变得那样的亲切和珍贵。”[3]按照贾平凹的交代，他是年初中毕业后，随即成为“返乡”知青的。15岁的贾平凹先是过了一段四处大串联、参加批斗老师等活动，被宣布毕业后，回到家中无所事事，随即很快在父亲的严厉批评中，安心地在老家丹凤县棣花镇当起了“农民”，这也成为他把作品命名为“我是农民”的原因。但当时，对于贾平凹而言，他的身份是尴尬的——“回到了棣花，我成了名副其实的农民，在农民里又居于知识青年。”[4]稍作反思，贾平凹立即认识到，自己的身份从来都不曾是“知青”，从出身和当时的经历而言，他这个“返乡”而非是“下乡”的初中一年级毕业生，虽然头上顶着“知青”的帽子，却着实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我的家却原本在乡下，不是来当农民，而是本来就是农民。”[5]因此，一本原本被邀约写“知青”主题的书，结果被贾平凹写成了“农民”。披阅这本书前后的文字可以看出，贾平凹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知青”，自己回到老家棣花镇参加农业生产活动，也不是“上山下乡”，而是作为一个农民的本分行为。也正是从“农民”，且是一个“年轻的农民”出发，贾平凹对那些真正从城里下放的“知青”充满了“怨和恨”。
在我的经历中，我那时是多么羡慕着从城里来的知青啊！他们敲锣打鼓地来，有人领着队来；他们从事着村里重要而往往是轻松的工作，比如赤脚医生、代课老师、拖拉机手、记工员、文艺宣传队员；他们有固定的中等偏上的口粮定额，可以定期回城，带来收音机、书、手电筒、万金油，还有饼干和水果糖。他们穿西裤，脖子上挂口罩，有尼龙袜子和帆布裤带，见识多，口才又好，敢偷鸡摸狗，敢几个人围着打我们一个。更丧人志气的是他们吸引了村里漂亮的姑娘，姑娘们在首先选择了他们之后才能轮到来选择我们。……我心里厌恶着小白脸的浅薄。他们在时代中落难，却来到乡下吃了我们的粮食、蔬菜和鸡，夺走了我们的爱情，使原本荒凉的农村越发荒凉了。[6]
贾平凹的这些叙述，既有夸大其词的嫌疑，也有事实的成分。据相关记载，“商洛的知青运动，伴随着全国的形势发展变化，亦步亦趋，紧张有序地推进，但其规模和影响远没有其他一些地方大。参加知青运动的学生中，除外地分来的几批大学生外，主要以本地初、高中毕业生为主”[7]，且前后分来的外地大学生知青相当少，十分分散地被分配在商洛市的一区六县，加上大山阻隔等原因，真正到棣花镇或者棣花镇附近的知青，几乎没有。这种状况和“商洛地处秦岭山区，经济相对落后，城市人口少，城市化水平偏低”[8]有关。以丹凤县的“老三届”为例，插队人数仅仅有35人，但像贾平凹这样回乡的知青人数，却足足有人。即便如此，回乡的知青也受到了高规格的待遇。一位知青记述道：“在北门外东方红广场召开了轰轰烈烈的欢送大会。……在公社院子举行了简单的上山下乡知青欢迎仪式。”[9]敲锣打鼓、横幅标语几乎是这些人的“标配”，热闹场面非凡。相比而言，贾平凹的“知青经历”却暗淡了许多。他说，“我们领取了毕业证，在校园里四处走动，破烂不堪的校舍使我们产生了破坏的邪欲”，于是动手打砸，“又左顾右盼，希望能拿些东西带回家去。”[10]他只能眼见别人的热闹的欢送和欢迎仪式，道听途说关于知青的种种“故事”，而自己更像是“遣返回家”的弃子。但从根本上来说，这对于贾平凹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作为一个农村孩子，毕业回到原来的地方，是农民依旧做农民——他只不过是没能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罢了。那些下乡的知青，的确如贾平凹的记载一样，多数人凭借着知识，当了赤脚医生、代课教师等，而且他们还有相应的工资补贴，经常回城采购生活物资。据丹凤县的相关档案资料记载，程毅飞、王丹叙述到，“自年到年十一年间”，在全县前前后后下放的名知青中，“2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0多人加入了共青团，6人参加了大队领导班子，48人参加了社、队理论骨干队伍，还有8人担任了民办教师、赤脚医生、保管、出纳员等。”[11]这和贾平凹回乡后的落寞遭遇几乎是天上地下。当贾平凹默默跟随家人在田地里劳动、砍柴、工地上干活而没有任何工资补贴的时候，这些知青可能正在以傲人的姿态，吸引着商山丹水边的漂亮女子。从这些数据、文献记载也可以看出，贾平凹既没有知青的典型性经历，实际上也在心理上排斥，甚至反感知青，因此难以理解知青的处境、精神和心理的困顿、他们的遭际以及故事背后的故事等，应该也是事实。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批判、背叛等，也和他基本无缘——他的“串联经历”也只是到了西安后，“夜里在新城广场排队买毛主席纪念章”；他的批斗，也是夹杂在同学们的批斗中间的，还直言他“没有整过王老师”[12]。对于他而言，忏悔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并进而要在自我折磨中来达到救赎的目的，说来也是矫情和虚伪的。
贾平凹的老家棣花镇，位于秦岭南麓，绵延的大山和山谷间的河流与河谷平地，是这里常见的地理风貌。按照地理地貌的划分，整个商洛市又呈现出三分的态势来：商州区及附近，“山地占优势，是一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山区。东部地势较开阔，宽谷和梁塬占的比例较大，也只是‘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区。西部镇柞地区，山大沟深，河谷川地很狭小，表现出‘九山半水半分田’的特点。从土地利用看，耕地所占比重小”[13]，当地居民主要依靠山货如核桃、柿子、木耳、山茱萸、麝香、天麻、桔梗等[14]，作为经济来源的重要构成部分。因为山多，商洛地区自然也就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稀有金属资源“铌、钽、锂、铍、钇等”，金属矿产“铁、铜、铅、锌、钨、汞、锑、铬、锰、银等20余种”，以及非金属矿藏“煤、石棉、云母、重晶石、萤石、大理石、石灰石、磷块岩、黄铁矿等”[15]，矿产勘探以及开发，遂成为此地较为频繁的活动。具体到丹凤县，矿藏的勘探和开发则主要集中在铜矿上，尤其是“蔡川乡皇台铜矿，唐宋以来朝廷多次”[16]开采以铸铜钱。但观察相关统计数据，贾平凹的老家棣花镇基本上没有探明矿藏储量丰富的地质资源，矿藏比较丰富的蔡川乡、北赵川镇、留仙坪乡等距离棣花镇也较远。当然，据相关陕西省的地方志记载，—年间，陕西省冶金、地质系统“为寻找铁铜矿，先后勘查柞水大西沟、韩城阳山庄、洋县毕机沟、太白王家楞等16处铁矿，及宁强刘家坪、丹凤皇台、山阳下官坊、镇安二台子、柞水冷水沟等8处铜矿，投入钻探19万米，探明工业矿床5处。”[17]同样的记载，也出现在《商洛地区志》中[18]。这期间，石油勘探、煤矿勘探等工作，也在商洛地区不断地展开。但因为这一地区金属矿藏丰富而石油煤矿等储量较少，以石油和煤矿为主的地质勘探为期较短且几乎不成规模。哪怕棣花镇附近有相应的勘探活动，也应该极少且不会带来多么大的影响。
自从初中毕业回家务农之后，贾平凹虽然经历了一段消极的时光，但在父亲的批评和严厉管教下，很快意识到应该承担起家庭重担，于是田里田外，家里山中，常能见他的身影。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要跟着堂哥去深山里砍柴售卖，以换取经济来源。在一次干活的歇息空当，坐在地堰上的贾平凹和几个同龄人，饥饿难耐，正想着美食的时候，他叙述说，“却看见远远的那座作废的砖瓦窑里有人影在动。砖瓦窑下是我们村种着的一片菜地，常常被人偷窃。正中午的谁又去那儿偷盗吗？待趴在窑厂后的土塄上一看，地质队的工人和邻村××的老婆在那儿干事哩！那半年里，地质队驻扎在丹江河滩钻井探石油，地质队的工人有钱就勾引村里的妇女。已经有风声传出谁谁谁和工人好了，谁谁谁脚上穿了翻毛皮鞋是靠他老婆挣的。××的老婆光着下身被地质工人抱着抵住了胡基壕沿上，狗女人手里拿着一个烧饼在吃哩！我们嫉恨着那地质工人，更嫉恨着有烧饼吃的女人，一声‘哇’的大喊，又掉头跑开，在村里大肆张扬，说那女人身子被撞着，烧饼也摇着老吃不准，但还是撞毕了，烧饼吃完了。不久就听到消息，××在家里用皮绳抽打他的老婆，而那个地质工人也调走了，走时没有带铺盖。”[19]因为是事后的追忆，自然多多少少会带有一点夸张的成分，但地质勘探队在此地的存在，应该不会是虚构。与此同时，在嫉恨“下乡知青”的同时，他也嫉恨着身边那些“成功”的人士，其中一位便是他看不上眼的竟然当了地质工人的同学。贾平凹叙述说，“不能使我们心理平衡的，倒是长着吹火状嘴的，老流着鼻涕，在人面前抓虱子的那个与我同学过的，他为什么就能去地质队呢？我们一群土著的知青愤愤不平，密谋过、递交过攻击他的意见书，散布过他的种种不是的谣言。”[20]从这些言辞中，也可以看出，自称“返乡知青”的贾平凹，对地质勘探队抱有多么大的“意见”，对他们的愤愤不平应该在心中是根深蒂固的。回到年代的创作中来，可以看出，贾平凹的回乡“知青”经历，和他在回乡的岁月里的所见，此后就成了他写小说时“捕风捉影”的素材。
二、北京之行
在接受谢有顺访谈的时候，贾平凹谈到研究者把他的创作归之为“地域文化派”、“寻根派”、“现代派”或“传统派”等之类的潮流中，“不是很准确，也都不是很重要”。他解释之所以如此说的缘由，是因为身居西安的他，与“潮流”实在是隔得太远。他说，“我一直生活在西安，在西北，这里毕竟不是文化中心，属于外省人，而且没有形成一个文学圈子，基本上是单干式的。……在西安各种交流少，但新东西一旦传过来，起码自己就要独立思考一下，能逼着你想好多东西，你得单独来弄。”[21]“外省人”身份的清醒定位，足见贾平凹既有对自己创作跟不上潮流的自卑，也有对这份落伍的自豪。实际上，在年代初，新时期的文学氛围，的确在北京、上海要更为浓郁，而在边远的大西北，人们还仍旧处在之前的“旧的文学氛围”中。其时，卢新华的《伤痕》和刘心武的《班主任》分别发表于上海和北京，引领了新时期文学的第一个潮流“伤痕文学”，浩浩荡荡地批判“文革”及其所遗留下的“伤痕”。但从年刚刚走出来的贾平凹，还在西安左冲右突，试图写出自己眼中的“文学新人物”。-年间，贾平凹苦心经营自己的文字，开始从“文革文学”的旧的因袭中试图突围，冲破种种旧有的框架和套版。然而创作仍旧打不开局面，所写作品虽各方出击却依然反应平平。正如他在一篇写作于此时的创作谈中所言及的那样，“在‘四人帮’横行时，……出现了图解、公式、雷同，而今说某一篇作品没意思，恐怕问题也就在这里了。”[22]这促使他反思自己的创作，问题到底出现在了哪里？提到的三个关键词，仍旧是“图解、公式、雷同”，一如其更早的作品《一双袜子》、《深深的脚印》、《弹弓和南瓜的故事》等小说——阶级矛盾、艰苦奋斗、作风传承等，几乎是当时文学作品最主流的思想。恰好，年毕业不久的贾平凹，被工作单位陕西人民出版社派往咸阳市礼泉县烽火大队写社史，碰到了农科站的两位活泼、爽朗的姐妹，“她俩聪明伶俐、爱笑、爱卫生。她们对生活有诗一般的憧憬，对事业有执着的追求，对爱情也有朦朦胧胧的向往。”[23]贾平凹被她们深深地吸引，加之两个本家姐姐和正在热恋的爱人及其闺蜜，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他提供了书写“新时代、新人物”的契机[24]。没多久，他就拿起笔来写起了《满月儿》，很快便发表于处在新时期文学前沿阵地的《上海文学》年第3期上。贾平凹沿着“旧有的文学惯性”——现实主义创作原则[25]，在题材选择、人物塑造和思想表达上所摸索出来的道路，很快获得了全国性的肯定——《满月儿》获得了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26]。这个全国性的奖项，让贾平凹这个“外省人”一跃而成为全国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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